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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州花鼓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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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7-25 18:05:4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衡州花鼓戲

衡州花鼓戲,是一種流行於湖南省湘南地區的民間小戲劇種。各地的名稱不同,在衡陽、衡南、耒陽、常寧一帶稱之為“馬燈”,攸縣、茶陵一帶稱為“地花鼓”,安仁一帶稱為“花燈”,永興江左一帶也叫“花燈”,江右則叫“唱調”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,曾稱為衡劇,1954年,湖南省文化局命名衡陽花鼓戲。1983年編修《中國戲劇志·湖南卷》時定名衡州花鼓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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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古以來,湘南地區的民間小調和歌舞都很發達,早在南宋時代,史[1]籍上就有“州民為百戲之舞”的記載,衡州花鼓戲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,與燈會、採茶、儺舞聯繫十分緊密。衡州花鼓戲的雛形是一種叫“車馬燈”的民間歌舞,由一丑一旦表演,後來增添了說白和故事情節表演,形成一丑一旦的“二小戲”,用吶子伴奏。後來又產生了小生角色,發展為以“三小”見長的衡州花鼓戲,據說“三小戲”在清朝咸豐、同治年間非常流行。由三小戲發展“多角戲”。衡州花鼓戲的形成年代現在已經找不到確切記載,據推斷應該是清朝後期,大約是在清同治年間。   
 在形成的過程中,該劇種還受到了衡陽湘劇、木偶戲、皮影戲等其他戲劇形式的影響。在聲腔、演出劇目上也多有借鑒。   
  宗教活動對衡州花鼓戲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。衡州境內的南嶽衡山,是著名的宗教勝地,古剎廟宇甚多,香火繁盛。每年7—9月間,民間的酬神活動十分頻繁。酬神時必請師公設立法堂,這種法堂多是師公與花鼓戲藝人的合作,有的則是一套人馬。這種合作對衡州花鼓戲的發展有一定影響。如其“調腔”,便是由師公腔衍變而來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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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清末,衡州花鼓戲一度相當活躍,衡陽的各縣市成立了許多戲班子,因為這種戲班子活動範圍廣、時間長,被人稱為“四季班”,衡州花鼓戲的早期班社多為業餘性質,一般一個班子8至10人。演員與樂隊沒有嚴格分工,基本上農忙務農,農閒從藝。新中國成立之前,藝人們的社會地位極低,20世紀30年代後,由於社會動亂,衡州花鼓戲日漸衰落,班社所剩無幾。40年代日軍侵入衡陽後,戲班子幾乎解散殆盡,新中國成立後許多專業的衡州花鼓戲劇團又成立起來。不過在舊時,衡州花鼓戲也常遭查禁,藝人們只得躲進大戲班中到各地演出,以至形成了與其他劇同台演出的狀況,人稱“調戲班子”。這種演出活動,有利於衡州花鼓戲在劇目、聲腔以及表演程式方面的發展。
 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具有載歌載舞、輕鬆活潑的藝術特點。歌舞與劇情結合緊密,有的戲的主要情節都是以歌舞形式出現。從角色行當來看,該劇種早期僅有旦行、醜行兩種,後期生、旦、淨、醜各行才逐漸完備。班中因人員少,演員一般一專多能,可以兼演不同行當的角色。  
 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有濃厚的歌舞色彩,如《採蓮》、《砍樵》、《磨豆腐》等裡邊的划船、砍柴、磨豆腐等動作,都是根據實際生活加以提煉和美化的舞蹈動作,還有一些戲的主要情節都是通過歌舞來表現的。另外一個表演特色就是表演非常細膩,甚至誇張,在《藍橋會》中名旦張秋生扮演藍瑞蓮,與小生相遇時,抖開手巾,羞答答遮住半邊臉,卻從指縫中暗送秋波,二人分手時,她低眉回首,眼淚簌簌而下,演得活靈活現,十分真實感人。衡州花鼓戲的唱腔是很有地域特色的,受師道音樂和佛教音樂影響,曲調很活潑,用吶子和鑼鼓伴奏,衡州花鼓戲主要有吶子牌子、川子調、小調三種主要聲腔,並有少數雜腔,音調高亢、熱烈、抒情,有濃厚孤鄉土氣息和田野山歌風味,表演形式貼近生活。
  唱詞也多方言土語,唱出來在當地人聽來就特別有意思。比如《藍繼子打磚》裡“爺老倌子看出其中情,他要我回家來照應”,“爺老倌子”就是典型的衡陽方言,這樣的例子在衡州花鼓戲中俯拾皆是。可以說衡州花鼓戲的舞台語言是以衡州方言為基礎提煉而成的,大致可依蒸水流域、沐河流域、耒水流域分為衡陽、衡山、安仁三派,其源流沿革和劇目、音樂、表演藝術大致相差不遠。從角色行當來看,衡州花鼓戲早期僅有旦行、醜行兩種,後期生、旦、淨、醜各行才逐漸完備。班中因人員少,演員一般一專多能,可以兼演不同行當的角色。從整體來看,衡州花鼓戲的劇目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。劇本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,表演普通人物,並雜用土語鄉音,生動形象,生活氣息很濃。  
  衡州花鼓戲早期的傳統劇目多無固定腳本,小戲只有小調唱詞是固定的,白口全憑演員即興創作。大戲只有故事梗概,藝人叫“喬路”。每晚演出之前,先由有聲望的老藝人講“喬”,即分配角色、講述故事梗概、出場先後、包袱釦子。然後由藝人到台上即興編奏,叫“水詞”;借用或固定的關鍵性台詞叫“釘子”。因此同一齣戲,因演員而異,伸縮性很大,藝人把這種情況叫“江湖十八根路,路路相通。”經過長期的演出實踐,歷代藝人主要運用口頭創作方式,互相取長補短,才逐步使劇本趨於定型。   
  衡州花鼓戲的劇本通俗易懂,雜用土語鄉音,形像生動,生活氣息濃厚。但由於雜用土語鄉音,舞台語言也具有各流行地域的方音,如衡山一帶使用衡山官話,安江、永興一帶接近郴州官話,但醜行仍然使用衡陽方言。  
  衡州花鼓戲的音樂以活潑、開朗、高亢和粗獷著稱,熱情奔放,山歌風味非常濃厚。   
  早期的“兩小戲”以“吶子牌子”為主,演唱時唱腔、伴奏、鑼鼓同時進行,氣氛熱烈活潑歡樂,“吶子牌子”共有六十多支。後來傳入戲曲化程度較高的聲腔“川子調”,發展了板式,更加適合表現各種情緒的變化。“川子調”使用靈活,可用吶子或胡琴伴奏。小調有民間小調和絲弦小調兩種,民間小調字多腔少,絲弦小調字少腔多。  
  清末民初,衡州花鼓戲出現“半燈半戲”局面,即引進了衡陽湘劇的南北路。藝人叫“雨夾雪”,老百姓叫“半燈半戲”,即小生、小旦、小丑唱花鼓調,老生、花臉唱南北路。這種狀況持續到建國初期才逐漸改變。
  衡州花鼓戲的伴奏,分文、武場。文場以管弦樂伴奏,新中國成立前僅有“竹筒子”(胡琴)、嗩吶兩種樂器,後來逐步增加了二胡、三弦、揚琴、笛子、琵琶、提琴等,但主奏器仍為嗩吶與“竹筒子”。老人說:“不會嗩吶不算左場(文場)”。嗩吶有五種,即大嗩吶、二堂、三吶子、四吶子、滿吶子(竹引子)。“竹筒子”的筒、桿均為竹製,與長沙花鼓戲所用“大筒”比較,筒較細長,定弦有東(2/6),西(4/1),南(5/2),北(6/3)調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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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有一種四度定弦(3/6),稱廣調手,專作配調用。武場以打擊樂伴奏。在早期六至八人班時,僅有兩人運作,打鼓兼小鈸,打大鑼兼大鈸,小鑼多由檢場的學徒兼任,鼓點也較簡單。新中國成立後才有較大發展。
  衡州花鼓戲的表演,過去常用一些舞台化了的日常生活動作和表現勞動過程的成套身段。前者如開門、進門、撩門簾、整妝、撣灰、扯鞋、揮汗、端茶等;後者如推磨、抖碓、打鐵、打魚、砍柴、搖船、縫衣、補鞋等。至清末民初,才開始向大戲劇種學習一些起霸之類程式和刀槍把子功以及水袖、髯口、帽翅、翎尾等表演技巧,趟馬、布陣、開打等段式,則是新中國成立後藉鑑兄弟劇種逐步形成的。
  衡州花鼓戲行當的劃分,以小生、小旦、小丑為主,老生、老旦、花臉無專行演員。早期的花鼓戲藝人,“三小”分工也不甚明了,大多能滿台轉,缺什麼角就頂什麼。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,才開始有較明確的行當劃分。在“三小”行當中,以醜為首,表演技術要求較高,要有手、眼、身、步、鼻須、扇子、手巾等各種基本功,會講各種官話鄉談,還要掌握一些民間武術。  
  旦行則以表現農村婦女為主,如《對子調》、《過江》、《打錢鞭》、《抖碓》、《磨豆腐》等劇。同時講究幽默,風趣,誇張。如《山伯訪友》中,插入書僮四九從梁山伯手中取碗偷酒喝的細節,《滿姑吵嫁》中李玉連與滿姑一見鍾情,二人相對的視線能被書僮從中牽動使其身體隨之搖晃。
  衡州花鼓戲保留下來的傳統劇目有165出。其中小戲104出,中型劇目35出,大戲26出。從聲腔分,則川調戲126出,鑼鼓班子戲27出,小調戲12出。  
  整個劇目中,1/3為“二小戲”,60%是“三小戲”,大本戲較少。早期劇目為“二小戲”題材主要來源於農村。這一時期劇目情節簡單,思想傾向積極健康,生活氣息和地方特色濃厚。
  中、晚期的劇目多為“三小戲”,題材更為豐富。除了取材自農村生活的之外,還有取材於民間傳說、神話故事以及與儺壇活動密切相關的劇目。
  從整體來看,衡州花鼓戲的劇目具有通俗易懂的特色。劇本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,表演普通人物,並雜用土語鄉音,生動形象,生活氣息很濃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,創作、改編、整理了一批現代劇目,如《婆媳比武》、《補鍋》、《春山坳》、《重相遇》、《兩鍋湯》等。
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,衡州花鼓戲獲得了新生。衡陽市和衡山、衡東、衡陽、資興、永興、衡南、耒陽、安仁、桂東、郴縣等縣都先後組建了衡州花鼓戲專業劇團,培養了一批新生力量,藝術傳統得到繼承和發揚。  
  各專業劇團創作、改編了一大批劇目,並對其音樂聲腔、舞台、美術等進行了大膽的、卓有成效的改革,使衡州花鼓戲煥發出新風采。

轉載 : 衡陽市台辦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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